政治學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狹義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廣義的政治學研究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

現代政治學注重研究政治主體和現實政治問題，如政治制度、國家法律、政治行為、政治決策、政治合法性、政治心理等。

政治學界對政治學研究對象的看法還不盡一致，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

一類主張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政治現象或政治關系。認為政治學是研究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的科學，是研究關于社會政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或者是研究社會各種政治勢力關系發展規律的科學。

另一類主張，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或以國家為中心的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關系。

政治學研究方法按層次可劃分為：哲學層面的方法、范式層面的方法和技術層面的方法。哲學層面的方法起到整體性的指導作用。范式層面的方法可分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

每一門學科的研究都是將具體問題抽象化、系統化的一個過程，這就離不開一定的哲學知識，特別是邏輯學的知識。雖然行為主義政治學一再強調價值“祛除”，但是實踐證明，政治學研究是無法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的。政治學研究離不開學者的主觀意識，這就需要學者具有哲學思辯、邏輯推理的分析能力。古代以及近代的政治學者大部分自身也是哲學家。諸如《理想國》、《政治學》之類的古典政治學名著同時也是哲學名著。當代許多優秀的政治學者也同樣具有深厚哲學功底。因此無論采取何種現代化的先進方法，政治學者都應具有一定的哲學基礎。無論哲學分析是否能產生終極價值，學者們對于哲學的推理和分析功能是予以承認的。

“范式”一詞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政治科學中的范式是為了組織相關概念、理論和實踐模型而建構的。理論范式指的是理論邏輯模式，它是由理論的構成要素、要素的結構方式等方面組成的。范式簡單地理解為研究問題、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一套概念、方法及原則的總稱，它是對某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總體綜合或抽象，反映學者整體的研究思路。在范式層面，我們可以將政治學研究方法分為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兩種類型。

傳統政治學是指行為主義和后行為主義興起之前的政治學。傳統政治學注重對國家機構、權力、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傳統政治學注重政治哲理和政治歷史分析，尚無事實分析要脫離價值分析的觀點，政治學者研究政治現象的目的就是要對現實提出批評或為其辯護。傳統政治學多采用思辯式語言和演繹推理的方法。相對于行為主義政治學，傳統政治學往往是一種靜態研究。主要的研究范式有：歷史—比較研究法、階級分析法、機構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法律研究法等。

現代政治學主要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以及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等。它不局限于對正式機構、法律、文獻、制度的研究，而是將政治人的行為、心理、及其背景文化等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它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價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得出結論。它注重經驗方法，強調運用技術手段和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和成果來解釋政治現象。相對于傳統政治學，它是一種動態研究。主要的研究范式有：心理學分析法（它是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礎）、經濟學分析法（如理性選擇理論）、社會學分析法（如精英分析，政治團體分析，政治角色分析，政治文化分析）、系統分析法、結構—功能分析法等。

技術層面的方法主要是指對資料的采集分類，對數據的整理加工，以及形成研究成果等工具性、程序化的方法。目的是使研究更加科學化、規范化。工具性方法在二戰后，隨著行為主義的興起日益受到重視。這些方法適應了實證主義的研究，在計算機廣泛應用于政治學研究中，技術層面的方法因其自身的重大作用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根據陳振明先生主編的《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一書，技術層面的方法主要有：課題選擇與研究設計、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理論闡釋。

政治學的前身能追溯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希羅多德、荷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歐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里。后來柏拉圖開始分析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將原本以文學和歷史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來，應用至哲學上。同樣地，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歷史經驗為根據的研究，發展了以比較方式研究政治，萌生了日后的比較政治理論，被譽為政治學之父。所以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被認為是政治學的創始作。在當時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對歷史的學習、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運作的情況為方向。而西塞羅更是對國家（ResPublica）概念進行了界定，設計出了權力制衡的運作模式，并發展了自然法思想。

中世紀時期，歐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學尚未成為一獨立學科，對于政治問題都傾向由宗教教義來解釋，當時的政治學，隸屬于神學。但教會和朝廷間對政治的研究仍相當廣泛，以希波的奧古斯丁的教父神學和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哲學為當時的政治研究代表。希波的奧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一書綜合了當時基督教的哲學和政治傳統，重新定義了宗教與政治間的領域界線。托馬斯·阿奎那將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進行了有機結合，并且論證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

在中東和其他的伊斯蘭地區，歐瑪爾·海亞姆所著的《魯拜詩集》以及菲爾多西所著的《國王的史詩》里都提供了對政治的分析，而其他亞里士多德派的伊斯蘭學者如阿維森納也繼續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經驗主義，寫下許多針對亞里士多德作品的評論。而在古代中國，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禮樂、兵刑、職官等典章制度，與現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文藝復興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轉折點，政治學開始擺脫神學的束縛，人們以理性和經驗的眼光來觀察和解釋政治現象。意大利的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樹立了現代政治學的研究重點，針對政治機構和政治參與者做直接的觀察，其著作《君主論》，教導君主其只顧后果不顧過程的政治手段，內容與基督教教義沖突甚大。《君主論》的完成，被視為政治學由基督教中完全分離的一個里程碑。后來在啟蒙時代里，學術領域的擴張進一步的拓廣政治學的研究范圍，超過了原本只是針對決策基準的研究。法國政治思想家讓·布丹則對主權問題進行了系統地探討。他在《共和六書》中認為主權是國家的基本屬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并且認為為了避免社會動蕩，有必要加強君主的絕對權威。他的政治理論仍未擺脫中世紀的影響，但是他的主權理論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義政治學的先驅。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興起，自由競爭的進一步擴大以及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新的時代，以邊沁和約翰·密爾為代表的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成為這一時期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政治實踐中，民主政治逐漸成為發展的主流，而托克維爾成為揭示這一歷史趨勢的最偉大的思想家。

19世紀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啟蒙運動的思想傳統，包括了歷史主義者黑格爾、孔德和馬克思，以及進化論社會學的斯賓塞、梅因、滕尼斯等。隨著政治研究日益成為一門科學，研究者更加注重于對歷史事實的歸納和分析來解釋政治現象。約翰·密爾、羅伯特·米歇爾斯、馬克斯·韋伯等人是其典型代表。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間大衛·伊斯頓、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等倡導行為主義革命，促使學術領域里針對個人和團體的科學研究從原本有系統而嚴厲地學科里逐漸游離。同時政治學的分析領域也朝向更深層和復雜的部分，也使政治學與其他不同的學科的研究關系更加緊密，尤其是社會學、經濟學、歷史、人類學、和統計學。政治行為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倚賴以科學的方法做學術研究，如量化研究、方法學等，根基在對政治走向的經驗證實和推斷的假設前提上，并歸納針對人類與團體的政治行為解釋。

20世紀，當代西方政治學大體上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政治理論方向，在17、18、19世紀西方政治理論延續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和方案；另一個方向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政治學家主張采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統計學方法來研究政治，發起了“新政治科學運動”，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在美國得到了迅速發展，并一度成為西方政治學的主流。

政治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要求人們以客觀政治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其研究的科學成果和結論對于人們認識政治現象，掌握政治規律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政治學是以人類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由于政治活動對于所有人類的其他行為具有最終的組織效果，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當代人類是以國家作為最高的組織，對內聚合并拘束成員的行為，對外則以國家的名義相互對待。雖然終結民族國家之說曾經甚囂塵上，但是在當前和可預見的將來都難以想像其實現。而即使國家式微，取代其地位的恐怕也將是另一種型式的政治組織，因而也脫不出政治學的研究范疇。政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任何人類活動都必須遵循特定的規律，而規律的制訂和維持，最終要倚靠政治上的強制力。任何經濟活動或科技活動都必須在這個脈絡之下進行，連學術活動也不例外。政治因而是任何人類活動的制高點，不論是在國家之內或國家之外都是如此，因此政治學是社會科學當中極為重要的一支。

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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